中英军事技术合作第一单
英国抢单
中国论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奉行敌视和封锁的*策，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名单。1952年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成立专门的“中国委员会”，形成所谓的“中国差别待遇”，设立“中国禁单”，即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该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还多500余种。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府结束对中国的部分禁运，重新将中国划入Y组，允许向中国出口相当于对苏联出口额70%的商品，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整个被带动起来。
相比中美合作，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显得比较轻松。在西方阵营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率先向新中国伸出橄榄枝。英国自1950年便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法国在1964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碍于种种内外因素（主要是美国打压），欧中合作关系并未得到很大的进展。踏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取得突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担当重要角色，地位显著，与各国的交往也转趋紧密活跃，欧中之间包括军事装备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在内的敏感贸易有了迅速发展。
1980年初春，英国航空设备展览会在上海工业展览馆（今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对于中国的航空及军工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因为之前中国从未展出过如此丰富的尖端产品，而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更属第一次。
规模空前
中国和西欧国家都充满相互了解，加深合作的强烈意愿，同时多年交往所形成的互相信任和互相支持，是促成日后中国内地举办英国航空设备展览会的最大原动力。1978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在听取三机部工作汇报时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按现在这个速度不行，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美国的买不来，就到西欧去买，然后在引进、吃透的基础上再发展。”同年11月，三机部部长吕东率段子俊、陈少中、徐昌裕副部长以及国防工办、空军、海军和企业干部、专家等组成的代表团到西德、法国和英国访问、参观及考察，并与有关外国厂商进行了商谈。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航空工业部长到西方的第一次考察，考察中决定首先从西欧引进电子火控设备，以提高中国航空电子为起点。同年11月6日至17日，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陪同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访英国，目的在于了解英国工业发展情况，探讨引进英国的民用和军用技术，加强两国、两军之间的交流和友谊。访英期间，中国代表参观了一些国防工厂和研究单位，与英国有关方面探讨了引进问题，签署了科技合作项目报告书。回国后，刘华清写了《英国军工技术和引进其技术的意见》，就引进国外先进军事装备技术问题的进一步落实提出七点建议。
1979年6月21日，在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财*部长张劲夫作了《关于1978年国家决算和1979年国家预算案的报告》，报告中宣布中国在1978年全年的财*总收入为1121.11亿元人民币，财*总支出为1110.93亿元人民币，其中国防战备费为167亿8400万元，比上年增长12.6%，而1979年的预算总收入和总支出各安排1120亿元，收支平衡，其中国防战备费为202.3亿元（约合128.8亿美元），占总支出的18%。报告中特别提到，由于当年2-3月间中国对越南进行了有节制的自卫还击战，增加了一些军费开支，同时边防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国防战备费在国家预算总支出中的比重有所提高。
这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公布国防费用的数字，给西欧留下一个印象：中国虽然将国防现代化列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较为靠后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府会过分压缩投入，双方合作的机遇是广阔的。让西方防务界感到兴奋的是，1979年10月6日，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在中共中央刊物《红旗》杂志撰文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在于打破核讹诈，但并非取胜之道，解放军必须重点发展常规武器，武装部队必使战场战术战法的思想现代化。
经过中英两国*府的广泛协商和认真准备，英国航空设备展览会于1980年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举行。此时，初春的上海仍略显寒意，然而在延安中路上的上海工业展览馆（原中苏友好大厦）里却暖意浓浓，以下是香港《广角镜》杂志当年发自现场的报道：
“3月27日上午9时，上海工业展览馆的广场上，中英两国国旗在晨风中招展，在阳光照耀下，喷水池的喷泉折射出一道七彩缤纷的彩虹，陪衬着排列整齐的红旗牌轿车。……这场名称上没有丝毫军事色彩的展览，却是英国军事航空业首先在新中国集体亮相。数十家厂商将主打产品一字排开，塞满了中央大厅和东西两馆，所引发的震撼令人难以忘怀。”
当我们翻开中英两国出席展会开幕的贵宾簿，就能理解到双方面对这次展会是何等的重视：英国国防大臣皮姆应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之邀，特地专程来华访问参观，他为展会作开幕致词；中国方面由王震副总理主持开幕剪彩，随行人员有三机部部长吕东、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国防工办负责人叶正大以及相关部队负责人等，英国方面出席的有驻华大使柯利达，英国宇航协会主席巴西尔-布莱克威尔、工业部常务次官凯利爵士等。这里要强调的是，香港《广角镜》杂志在当年有关展会的报道中特别提到，在英国国防大臣皮姆的陪同下，王震一行贵宾参观了展会各展台。王震副总理对一些精密小巧的电子仪器甚感兴趣，不时向在场的讲解员提出询问。王震是国务院主管国防工业的负责人，他在1978年曾前往英国访问，参观“鹞”式战机的飞行示范。中国购买“鹞”式飞机一直受到各国注视。有很多人争论中国是否需要使用这种操作训练和维修都非常复杂昂贵的对地攻击机。苏联更是出言恫吓，向英国施加压力，阻止出售，然而英国*府已排除了出售这种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垂直起降战机的阻碍，只是等候中国的订单。
兴致盎然
在展会举行的3月27日至4月5日，展会现场始终被“翠绿的人浪”包围着――身着65式军服的解放军官兵和科研人员迫切希望了解世界最新防务科技。受这股热情打动，英国国防大臣皮姆在回答英国提问时表示：“我深知英国客人在中国是会受到热烈欢迎的，同时也深信参观这个展览会的中国客人也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英国《每日电讯报》1980年3月29道）”英国工业大臣基恩?约瑟夫爵士也致词时说：“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个第一次由外国在中国举办的航空航天展览会上看到我们工业的力量，英国长期以来向中国供应航空航天产品。……你们（中国）的领导人清楚地表明了决心，要在20世纪末把中国转变成一个‘四个现代化国家’。英国*府连同我本人在内，深切希望英国能对中国达到这一目标有所帮助。” 参加展览的英国公司共有65家，主要是英国宇航协会会员，也有部分是一向对华友好的“48家集团俱乐部”成员，分别从事设计、研究和制造军民用飞机、航空发动机、制导武器及有关设备。展品集中反映它们的电子设备、装置和材料等方面的生产力量和先进技术，是英国工业的缩影。在展览揭幕前一天，展会主办方为了使更有系统地接待即将来临的参观者而举行了一次预展，招待中国军方参观团代表，让他们先行了解展览的内容和会场台位分布，以便他们回去向团友们预先解释展场实况并做好准备。在场的中国翻译和讲解员亦趁机彩排一下，使讲解内容更为详细透彻。同样地，400多名参展公司的代表们也事先作好心理准备，迎接即将莅临的陌生的中国朋友。
展览会为期10天，参观人数是空前的，约达6万人次。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受邀请的人士才可入场，保安工作非常严格。英国宇航协会代表后来回忆，中国三机部属下的航空技术和研究单位的代表特别多，参观者们提出许多问题，显示出他们对很多产品和技术有深入的认识。甚至有些产品或技术在西欧以外的地区并未展出过，他们也都有基本的认知概念，使英国公司代表们也感到惊讶。
英国宇航公司无疑是会展中最耀眼的明星，巨大的米字旗广告上赫然写着“本公司产品的质量和品种无与伦比”。他们在大厅中央摆放了“鹞”式战斗机从无敌级轻型航母的滑跃甲板上起飞的比例模型，中国人太希望了解这种不需要长距离跑道的战斗机了，以致于英国宇航公司雇员派发简单宣传资料“发到手软”。除了展出大家熟识的“鹞”式战机模型外，英国宇航公司还介绍其新式的BAe.146型中程喷气运输机，这种载客量约90人的客机，可代替中国当时使用的苏式安24飞机。这种飞机适用于快速发展的支线航空事业，连接各大城市问的空中交通，提高空中运输能力，并且满足解放军在特种航空方面的需求。英国宇航公司动力部则展出了多种先进战术导弹，包括“天空闪光”式中距空空导弹等。
罗尔斯
罗伊斯公司的展台也不可忽视，他们展出了全比例实体空发动机模型。包括应用于美国L-1011“三星”客机的RB.211-524型发动机、应用于“鹞”式战机的“飞马”发动机及用于“大山猫”式军用直升机的“宝石”发动机等。其中，罗
罗所拿来的推力为89千牛的概念型RJ.500涡扇发动机模型更是首次在海外展出；它是英国和日本三大公司合作的发动机，目的是应用在波音737、麦道DC-9和福克-29等型号的大型客机上。
中国生产的直升机设计源于苏式，许多是相当过时的产品。中国还拥有法国的“云雀”-Ⅲ和“超黄蜂”直升机，以及西德的BO-105轻型直升机。1979年又向美国购入贝尔-212型直升机，但这些直升机数量非常有限，不足以应付不断增加的需要。对中国的航空兵部队来说，直升机领域是各机型中最薄弱的一部分，亟待改进。有鉴于此，韦斯特兰公司（今与意大利阿古斯塔公司合并组建欧洲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在展会上积极向中国推荐“大山猫”式军用直升机，包括海军型和空军型，分别作为反潜和反坦克等用途。此外公司的最新产品――WG.30型直升机还可以用作军事用途。
马可尼公司展出的一系列适用于改装中国现有歼击机的航电仪表设备，吸引了很多解放军代表。他们对一些从未在国内见过的平视显示器、飞行数据计算机、激光测距仪、激光陀螺仪、夜视系统、机载测距雷达、航空头盔等产品大感兴趣。英方展台人员不时为他们示范使用方法，还特别强调上述设备可以兼容到中国的国产歼-7飞机上，可以成倍提高作战效能。有意思的是，展会现场的讲解员和翻译都很年轻，大部分来自在职或上海外语学院的学生，领悟力强，虽然只有一般职业水准，但也算中规中矩。遇有较深入艰涩的问题时，他们会直接请英方代表进行解释。
英国气垫船有限公司是参展公司中摊位较大的一个，他们展出了多种气垫船的模型。1979年10月，中国*府代表团访问英国时，曾乘坐该公司的气垫船驰骋于泰晤士河上，并获赠“超级-4”气垫船模型留作纪念。该公司人员表示，中国有漫长的内河航道，其中吃水度浅的区域颇多，可发挥气垫船的独特功用。尤其是短程运输，更符合经济原则。气垫船运输量大、速度快，改装易，中方对这种新式运输工具兴趣浓厚。英方代表知道，中国也在进行达方面的发展工作，上海第708研究所和天津有关单位研制的气垫船原型已经下水。该公司与第708研究所有过多次的接触，进行技术交流和商务洽谈。据报道，该公司代表在展览会结束后，曾应邀试乘上海建造的气垫船。
除了产品展示外，技术交流会是展会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广泛而专业化，参加讨论的人员经过挑选，必须是该课题领域内的专业人员。交流会以英语讲解，通过中文翻译，辅以幻灯、影片。展览期内，共有八十多个交流会，课题达数十个。
合作后面的国家利益
经历盛会之后，英中双方的态度都有所改变。通过展览会的“试水”，许多英国公司代表对中国市场前景的展望更趋理性，都认为当时大量的订购单可能性不高，主要原因是中国外汇非常短缺。有很多进行中的工程需要购买外国器材，中国人只可能购买选择最重要而迫切的产品（这种预见性是非常准确的）。此外，中国对外国技术的兴趣更甚于其产品。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的成功取决于自力更生，而非大量依赖外国进口，尤以国防工业为甚。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进行特许生产或合作生产主要的设备，还是当前最受中国欢迎的贸易方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外国工业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将遭受窒息。实际上中国一下子也无法消化那么多的技术和设备，硬说“中国只要技术”是一种偏见和缺乏远见的。正如几家英国公司在展会结束后开始研究在中国生产航空设备零件，只要中国工厂在生产设备和质量管理达到要求，这些成本大为减低的产品是不愁没有销路的。不论如何，英国厂商放弃了原先急于在展会期间达成大宗贸易合同的想法，但他们希望这次展览会的影响是渐进而深远的。凭借过去建立的深厚友谊，中英关系不断稳步前进，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一致，再加上发达的英国尖端军民两用技术，他们深信英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尽管竞争的对手已越来越多。 至于中国，通过这次展会，也明确了与英国合作的重点方向。就在上海英国航空设备展览会期间，中国就从英国引进先进航空设备等问题进行高一级的会谈。同年6月30日，由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国防工办叶正大副主任带队，空军、总参和三、四机部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到英国参加第10轮谈判。双方正式签订了马可尼公司和中航技公司合作改装歼7飞机，并提供平视显示、静止变流器、雷达测距器、大气数据计算机、通信电台、照相枪等6项电子火控设备和支援合同。史密斯公司和中航技公司签订雷达高度表供货合同。中国共购买124套设备用于改装100架歼7飞机。1980年7月31日中国*府批准上述两项合同。9月1日付给英方预付款，合同正式开始执行。
中国与英国谈判的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关于“鹞”式战斗机的交易。英国国家档案馆2008年发布的解密文件中提到，1976年4月至1979年5月担任英国首相的卡拉汉乐意推动像“鹞”式战斗机这样的大型军事装备出售给中国，以期提升英国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但最终因为价格昂贵，中国在权衡利弊后不得不放弃“鹞”式飞机，转而与英国探讨改造051型驱逐舰的课题（后来该计划也变成由中国自主研制）。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从过去“盘马弯弓引未发”的大规模备战状态向正常国防建设转变转变，也使得直接购买外国技术产品的资金面变得紧张。诚如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所指出的，直至1979年，中国直接军费开支仍占国家财*支出的18%和GDP的6%。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科学分析国际战略形势，提出时代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的新论断，国防建设由临战状态逐步转入和平轨道。从1980年到1985年，全军进行两次员额超过百万的大裁军，进入强调“忍耐”而又有所作为的新阶段。
1986年，中国的军费减为201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花费比70年代后期减少一半。这一年GDP为10202亿元，国家财*支出为2291亿元，军费在其中的比例只占2.1%和9%。此后，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军费随之有所增长，不过，在GDP和国家财*支出中的比例却一直递减至1997年。这一年，军费支出数为840亿人民币，仅占GDP的1.3%，其比例为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为保障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在80、90年代前期大力压缩开支，体现顾全大局的精神。不过，较长时间内军费过低，国防建设也遇到很多困难。1990年，中国的军费仅290亿元，因人民币贬值而只折合50亿美元（此前10年间，人民币兑换美元由1.6：1变成5.8：1），按汇率还不如韩国、印度。当时，军队日常生活费用都经常不足，要靠自己生产经营来补贴。在国家经济状态有所好转后，从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才扭转军费开支比例持续十几年下滑的局面。
由此可见，中国与英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既有历史机缘，也受到客观条件的束缚。解放军原总装备部国际合作部负责人马庆华指出，对外军技合作项目谈判是一门学问，最好的结果应该是“军委领导满意，军兵种满意，部队早拿到装备，早形成战斗力”。尽管马庆华的这番话是回顾自己所参与的中俄军技合作项目的一些体会，但同样适用于中英相关项目的合作谈判。当然，再密切的军技合作关系，也不能取代自力更生，正如马庆华先生所言：“我们是大国，第一靠自己，自己不行，别人也不会和你进行高层次的合作；第二还是靠自己，合作的目的还是要自己消化，提高自己的研制生产能力。我们工业部门的相关军工企业还是很强的，军队必须靠我们自己的军工企业提供武器装备，靠买是买不来现代化的。”此言发人深省！